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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到明朝看徐光启

  考徐光启一生所成就之重要事功,计有五项:一、引进推广番薯;二、编纂《农政全书》;三、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四、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五、练兵造炮引进新式炮兵。其中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者,在组织编纂《崇祯历书》和练兵造炮。欲确切评价徐光启此五项事功之当时难易,就需要“回到明朝”,将此五项事功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

  回到明朝看徐光启,当然不是展开幻想穿越时空,而是为了尽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评价徐光启一生的事功。

  徐光启(1562-1633年)出生时家境贫困,当年他去应乡试,不得不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而母亲在家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中秀才,开始了他漫长的科举之路,直到42岁那年才算将这条做官报国的必由之路走完——这年他终于中了进士。科举之路持续了23年之久,也可以算“久困场屋”了。

  明朝承平日久,士大夫生活优渥,许多知识分子空谈“心性之学”,不务实事,故有“平居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说,谓腐儒空谈无济于事。但徐光启属于当时另一批讲求“实学”的知识分子,他满怀报国热情,将他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各种他能够(至少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到他进入仕途的时代,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入侵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徐光启的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几度“下课”,还被阉党打击,受到过“冠带闲住”(褫夺权力但保留待遇)的处置。

  考徐光启一生所成就之重要事功,计有五项:一、引进推广番薯;二、编纂《农政全书》;三、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四、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五、练兵造炮引进新式炮兵。其中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者,在组织编纂《崇祯历书》和练兵造炮。欲确切评价徐光启此五项事功之当时难易,就需要“回到明朝”,将此五项事功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而欲评价上述五项事功之历史作用,则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历史,又是另一番局面。

  引进番薯和编纂《农政全书》

  五事之中,引进推广番薯和编纂《农政全书》都比较容易,在文化方面没有什么需要克服的障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这两件事的先例。中国历史上不断从周边引进各种植物,我们今天熟悉的西瓜、西红柿、葡萄、胡桃、胡麻、胡葱等等,都属此例。以前美国学者劳费尔有《中国伊朗编》一书,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实例。徐光启引进推广的番薯只是在这一长串名单中新增加了一个而已。中国学者编纂农书也是有传统的,著名者如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徐光启编纂《农政全书》,意欲集历史上农书之大成,也是这个传统下的新成果。

  至于引进番薯并推广种植的后果,则可以有大相径庭的评价,想来俱非徐光启始料所及:一种说法是,番薯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口粮问题,特别是荒年的口粮问题,故中国人口此后得以繁盛至数亿,徐光启厥功甚伟。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中国人口繁盛在今天看来并非好事,故徐光启引进推广番薯也就不能称为历史功绩。前一种说法其实需要社会学研究的数据支持才能成立,后一种说法则迹近强词夺理,恐非持平之论。

  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冬,明末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之一利玛窦(Matteo Ricci)在北京遇见徐光启。其实三年前他们已在南京见过一次,但这次才有机会开始真正交往。虽然在利玛窦看来,徐光启最初的兴趣集中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多咨论天主大道,以修身昭事为急”,但后来也向利氏请教西方科学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利氏告诉他有一部叫做《几何原本》——那时当然还没有这个中文书名——的书,非常有价值,他自己一直想将它翻译成中文。徐光启表示愿意和利氏携手,共同来完成这项工作。几年后,他们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中译本于1607年出版刊行。

  学者们通常认为,《几何原本》大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成书。此后它在西方承传不绝,从希腊文本,经过阿拉伯文本,再到拉丁文本。《几何原本》很可能在元代已经来到过中国。

  元代上都的回回司天台,既与伊儿汗王朝的马拉盖天文台有亲缘关系,又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领导,它在伊斯兰天文学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对于这座天文台,我们今天所知信息非常有限。元代《秘书监志》中有一份回回司天台藏书目录,其中天文数学部分共13种,其第一种是“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方豪认为这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十五部”也恰与《几何原本》的15卷吻合,而“兀忽列的”就是“欧几里得”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读法。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有一段话: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不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艸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湅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

  从这段相当文学化的论述来看,徐光启已将《几何原本》视为一种基础性的经典。这种认识当然很可能是利玛窦向他灌输的结果。不过徐光启的这种认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能得到多大的认同,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一些材料表明,当时很少有人看得懂《几何原本》。利玛窦曾对另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高级官员杨廷筠说,只有李之藻、徐光启两个人看得懂《几何原本》。故此书问世之后“受到的称赞远高于对它的理解”。

  由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讲论“西学”的领袖人物(此三人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三柱石”),所以他们对《几何原本》的高度推崇,为此书营造了一圈神圣光环。徐光启等人的推崇可能产生了一种类似前些年霍金《时间简史》在英国和中国的状况:使此书成为一种时髦,许多人都以谈论、购买、阅读(其实至多只是翻阅)此书为荣,而以不知道此书为耻。

  领导编纂《崇祯历书》

  徐光启一生五大事功中,最有成效的是他在1629-1633年间主持历局,召集来华耶稣会士修订编纂了被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徐光启先后召请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崇祯历书》卷帙庞大,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三分之一,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着重阐述了西方天文学史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三人的工作。大体未超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的水平,但也有少数更先进的内容。具体的计算和大量天文表则都以第谷体系为基础。《崇祯历书》中介绍和采用的天文学说及工作,分别采自当时的何人何书,大部分已由笔者昔年考证出来。

  因中国古代将历法视为统治权的象征,徐光启任用西人西法来修撰历书,在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看来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故在《崇祯历书》编撰期间,徐光启、李天经(徐光启去世后由他接掌历局)等人就与保守派人士如冷守忠、魏文魁等反复争论。前者努力捍卫西法(即欧洲的数理天文学方法)的优越性,后者则力言西法之非而坚持主张用中国传统方法。《崇祯历书》修成之后,按理应当颁行天下,但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又不断争论了十年之久未能颁行。

  1644年3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汤若望将《崇祯历书》作了删改、补充和修订,献给清政府,得到采纳,并由顺治亲笔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当即颁行于世。这当然不会是徐光启乐意看到的结果,不过《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从此成为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长达两百余年。如从科学史的角度和历史影响而言,此事当属徐光启成就的最大事功之一。

  练兵和造炮

  练兵一事,徐光启为此长期投入极大精力,他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并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还亲自拟定《选练条格》(士兵操典),亲自考核挑选了4655名士兵,开始操练。但因为朝廷官僚机构互相推诿牵掣,军饷器械都不给予充分支持,并将他尚未练成的部队强行调往前线,终使他练兵的努力不了了之。此后徐光启的军事思想不得不依靠他的入室弟子、炮兵专家孙元化来实现。

  孙元化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徐光启等人千辛万苦,甚至动用自己的俸禄,引进欧洲新式炮兵技术,包括铸造、操作,乃至引进外籍炮兵军官,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孙元化麾下的新式炮兵部队。和中国旧有的炮兵相比,新式炮兵不仅大炮铸造更为精良,而且具备了弹道学原理指导下的瞄准技术。

  历史有时是非常戏剧性的——明清之际最著名的一批汉奸,如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部下。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正是因为他们统帅的新式炮兵在侵略明朝的战争中屡建奇功,这些叛将才得以“成长”为大汉奸。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徐光启的精神

  从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推崇,很自然会引导到这样一个问题:徐光启推崇西学,但他指望这些西学在中国起什么作用呢?

  以前许多人批评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被追溯到晚清张之洞(更具学究色彩的认定是吴之榛)。其实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接受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知识,而且从来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徐光启也不例外。

  徐光启之讲论西学,无论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还是召集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乃至引进欧洲新式火炮技术,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只是发挥其“用”,即提供技术层面的工具。即使对于徐光启自己皈依信奉的天主教,他也没有打算让它变成“体”。信奉天主、领洗、成为教徒,那只是他个人的“修身”,而不是要用基督教义来取代或影响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说,徐光启当年对待西学的态度,和我们今天对待现代科学技术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这既不证明徐光启当年如何“先进”,也不证明我们今日如何“落后”,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和知识的。

  徐光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将他说成科学家不是美化他,而是贬低他,因为事实上他比科学家更伟大。单举两个方面就足见他的伟大。

  其一是开放精神,在徐光启那个年代,要像他这样开放心怀去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远不是今天因“与国际接轨”而被多方鼓励的事情,相反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开明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其二是勤政清廉。作为官员,他的上述五项事功已足见他的勤政;而他死后身无余财,极其清廉,这一点实在让人敬佩,值得今天的公务员们认真学习。

  徐光启的悲剧人生

  徐光启的一生,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历史悲剧。

  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徐光启消瘦憔悴,眉目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徐光启活了71岁,去世前两个月官至“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在那个时代,看起来他似乎也应该算是“位极人臣”、“福寿双全”了。然而实际上,徐光启一生可以归结为一个“苦”字:贫苦、困苦、劳苦、愁苦、痛苦。

  孙元化被处死的次年,徐光启在忧愤中病逝。第二年,《崇祯历书》修撰完成,又十年,大明王朝崩溃(1644年)。此时,徐光启曾寄以厚望的新式炮兵部队,已成大举入侵中原的满洲军队的精锐,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他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崇祯历书》,被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由清朝政府颁行天下,成为新朝“乾坤再造”的象征。徐光启若泉下有知,对此将情何以堪?

  有人出于对徐光启的尊敬和推崇,将徐光启说成“一个精明的上海人”,说他十分懂得灵活变通。鄙意以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已知的历史文献,从客观效果来说也只会消解徐光启的崇高形象。徐光启一生悲情,年轻时苦学考试,中年做官后仍然忧患频仍。他想做的事情大都遭到各种阻挠,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崇祯历书》直至辞世也未能见其完成,引进新式炮兵虽然成功了结果却又偏偏事与愿违……。这样的悲情人生,恐怕不是被视为“精明”的上海人愿意过的吧?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摘自《文汇报》:http://whb.news365.com.cn/sxrw/201205/t20120528_4391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