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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邵明:尽快建立记忆场所保护机制

  目前我国对于记忆场所这类历史文化资源缺乏界定,更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以及灵活有效的保护利用策略与管理制度。尽管关于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保护研究已经有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然而无法应对上述出现的问题与挑战。在大规模激进式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相当一部分此类记忆场所被剪裁了。例如在上海黄浦江沿岸开发中,尽管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建筑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然而十六铺码头、外滩情人墙、杨浦鱼市场等大批具有集体记忆的独特场所被剪裁了。这些场所虽然不能被列入传统意义的文化保护单位中,却是普通市民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也是海派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因子;在开发运作中,取而代之的是高效率、商业化、国际化的没有地域特色的场所。在这些“新奇”的场所中,上海市民已经难以找到原有的历史记忆与归属感。

  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十二五”期间更为严峻。东部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群体聚居密度大,且经济发展较快。许多小城镇拥有大量的记忆场所,这些独特场所将面临着生存危机。正如作家余华曾描写了一段关于上个世纪80年代去杭州拜访海盐老乡、翻译家黄源先生时的情景:

  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我在想,再过40年,如果有一个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

  在城镇变迁越来越迅猛,但因对存量大、关系市民集体记忆和社会情感的、保护名录外的记忆场所认识不足,缺乏保护方法与技术措施而导致地域文化资源遭破坏乃至出现地域文化认同危机的背景下,建构一套记忆场所的保护策略与管理机制,来科学引导城镇历史地段良性变迁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项必要的紧迫任务。特别是在当今体验时代,人们渴望在聚居环境的变迁中真实体验珍藏在记忆深处、能表明自己身份的那种共鸣与喜悦。

  结合西方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法规层面界定记忆场所的内涵与外延,厘清其与现有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相关概念的关系,唤起人们对大众化的记忆场所这类文化资源的重视,转变遗产保护的传统理念;

  第二,积极探索记忆场所的跨尺度、多层次普查、挖掘与采集模式,为深度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动态把握变迁中的集体记忆信息提供可操作的技术路径与方法,从而减少我国城镇文化资源保护中“认识不足、家底不清”的现象;

  第三,理性建构记忆场所的合理评价体系与甄选分类机制,科学引导我国城镇快速变迁中多样化文化资源的保护;为建筑师以及规划管理者提供一个求真务实的评价手段,有助于积极应对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的普遍现象;

  第四,积极做好记忆场所网络系统的保护规划与活化研究,从不同尺度出发,提出灵活多样、可操作的记忆场所网络的诠释、活化策略,探寻与现有规划程序相协调的技术路径,提出与之配套的管理条例与法规。

  结合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目标,从国家战略角度,亟待广泛挖掘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疆域边界中的记忆场所,并使之融入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远景规划之中;从城市角度,有待深度挖掘各类亚群体(包括弱势群体)的记忆场所,做好文化资源保护规划,积极保护利用现有记忆场所、规避认同危机;从街区或者社区角度,结合公共事业、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潜心做好记忆场所整合与适应性再利用的城市设计,实现此类历史文化资源的多维价值。此外,中国城市不同于欧洲城市,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中心城市,如何让新老市民都拥有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总之,面对全球语境中文化认同危机这一新课题,当下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记忆场所的理论与实践为建构场所主体、集体记忆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模式。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经验表明:对于记忆场所的保护与活化,需要坚持真善美的原则,力求尊重场所器物的原真性,力求善待不同群体,力求融入日常生活;确保记忆场所保育规划的科学性、普遍性、有效性,进而规避城市变迁中出现的社会情感与场所营造之间的冲突。鉴于记忆场所在社会文化认同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价值,我们需要引入游离于现有体制外的记忆场所概念,来弥补现有城市遗产保护实践的不足,维系城市文化的多样性;面对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我们需从跨尺度、多学科的角度,尽快建立一套记忆场所保护体系与管理机制:拯救各类记忆场所,唤醒集体记忆,建构国家与地方文化认同。

  摘自《人民日报》2012.4.12: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7634608.html